論易經對人類文化的貢獻

一、引言：人類文化的形成及誤解
　
　　茫茫的宇宙由混沌狀態變得“清晰”起來，進而在其內孕育了萬千物種，這本就是個講不清的奇跡。（偶然中的必然）而人類的出現則與是否講清無關，即使講清了也是奇跡中的奇跡！（必然中的偶然）人科動物（Hominidate）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700萬年前，那時袖珍的原始人乍得赫人曾經“異常輝煌”。后來人科動物中又出現了新的物種，就目前可以肯定存在過的就不下9種之多。智人（Homosapiens，現代人的學名)的出現大大推進了人類的發展進程。自從距今19.5萬年前的智人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亞“誕生”以來，他們就迅速的在世界各地繁衍拓疆。到了距今約1萬年前，整個地球只剩下南極大陸未被他們“使用”了。
　　文化的出現并非與人類的出現同步，它至少是滯后的。文化作為人類社會的現實存在，它并非具有與人類本身同樣古老的歷史。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在人類出現以后相當漫長的時期內，整個世界是無文化可言的！為什么這樣說？的確，文化形成與發展的主體永遠是人，其他的“環境”（人以外的自然界）居于客體的位置。人類主體主要通過社會實踐活動及一部分非社會性的個體的大腦內部的思維活動來認識、適應、利用、改造自然界客體的同時也逐步認識、適應、利用、改造自我的過程中，文化應運而生了。在這一點上，完全可以說文化是人類的“私屬品”！但是否可以這樣說；凡是人類參與其間的一切與自然界的“互動活動”就都可以稱之為文化嗎？并非如此。有些學者認為：人類從“茹毛飲血，茫然于人道”（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二十）的“植立之獸”（《思問錄?外篇》）演化而來，逐漸形成與“天道”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人道”，從而出現了文化。我認為“人道”的出現只是人類出現文化的必要條件而非充要條件，只有人類超越了本能的、有意識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會的活動及其結果才能稱之為文化，否則完全可以說其他物種也有自己的文化！（通常人們這樣來解釋文化：“根據文化的結構和范疇把文化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概念。廣義的文化指的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個方面。狹義的文化指排除的人類社會中關于物質創造活動及其結果的部分，專注于精神創造活動及其結果。它包括了知識、信仰、藝術等。”如此的解釋無疑把文化的出現視為與人類出現是同步的，把人類早期本能的、無意識的“創造活動”也納入了文化中，這是極不確切的！）
　　正如世間一切事物皆受環境影響一樣，文化也不例外！（文化的地域性）以此我們可以將人類文化劃分為黃河流域文化、瑪亞文化 、尼羅河流域文化 、兩河流域文化 、印度河流域文化等。（當然也可籠統劃分為中國文化、法國文化、美國文化、德國文化等，按照其他劃分標準則會有其他的文化名稱。） 就綜合而言，在上述的諸多“文化”中，中國文化在對于推動整個人類文化發展上的貢獻是巨大的。這樣的認為并非我對中國文化“夜郎自大”式的“自戀”。我們如果對某一事物的貢獻大小做出評判，可以從此事物對于其他事物正面影響中（并非包括負面影響在內的一切影響）的廣度和深度兩方面來分析討論。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在廣義相對論推動能公式中做了如此的簡潔表達：E=MC^2 ,而貢獻可以作為對人類有益的E（能量）來看，廣度和深度的綜合作用可以約略按等價于MC^2來理解。因此，談論中國文化對人類文化的貢獻就勢必要就中國文化對人類文化正面影響的廣度與深度上展開。而《易經》堪稱中國文化的源頭與主體，（《易經》內容極其豐富，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無論孔孟之道，老莊學說，還是《孫子兵法》，抑是或《黃帝內經》，無不和《易經》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這樣說：沒有《易經》就沒有中國的文明。），因此泛泛而論莫如擇要而記：論易經對人類文化的貢獻。
　　
二、“易經”實質與內涵
　　
　　1、《易經》并非確指某部不朽著作
　　中國的《易經》確切講并非是某位賢哲所寫的著作，稱其為“易學”更為恰當。根據現存的史料來看，它在最初并非以書的形式出現而是作為一種集體智慧（易經思想）被中國人所共享的，它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時間才逐步得以完善。在這一點來看，稱“易經”為書是不妥的。但以《易經》相稱也無妨，它作為無形之書早已充盈天地、影響萬物。現在的人們多將《易經》（事實上的易經思想）等同于《周易》，于是原本并非出自一人的智慧便被周文王所獨享了！（傳說中連山易祖、九天玄女等人作《連山古易》、《歸象易》、《歸藏易》，伏羲則創八卦等這些都應歸入“虛擬存在”的《易經》一書中；圣人修易，經過圣賢們的“接力傳遞”到了周文王時才出現了《周易》。而目前所知，《連山古易》、《歸象易》、《歸藏易》等只有名稱記載卻無明確的內容所傳。《三字經》：“有連山，有歸藏。有周易，三易詳。”所以即使有真實的《易經》存在，現在我們所說的《周易》也只是組成《易經》的“三易”之一。）
　　《易經》在春秋戰國時代得到很大完善，孔子等賢達對易經思想的豐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后，漢代的象數之學（卦氣說，五行說，納甲說）、魏晉唐的“玄學”、宋明的五大學派（理學派、數學派、氣學派、心學派、功利學派）使得《易經》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今天仍有不少的人對《易經》做著探索與闡釋。《易經》的科學內涵得到人們越來越廣泛的承認和尊敬，它已從初始階段以搖卦占筮為主發展成為博大精深、涉及了關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不斷變化的永恒經典。（與《易經》有關》的著作不下千種，較為重要的有京房的《京氏易傳》、朱熹的《易學啟蒙》、《周易本義》、來知德的《周易集注》、孔穎達的《周易正義》、張載的《橫渠易說》、程頤的《伊川易傳》、司馬光的《溫公易說》、周敦頤的《太極圖說》、王夫之的《周易外傳》、王以雍的《易經解析與致用》等。）
　　2、《易經》中研究方法及內涵核心　
　　易者，變化；經者，永恒。《易經》作為研究變化、永恒之學，實際上便是研究世間事物的“過程”（宏觀與微觀兼顧）之學。《易經》在中國文化史上評價甚高，被稱為文化之根，群經之首。（群經者，《易》、《詩》、《書》、《禮》、《樂》、《春秋》。（此處六經的《易》實指《周易》，而在我們現代人看來則意指《易經》）為什么？因為《易經》從兩方面來研究變化：一是從道理、法則上來研究，簡稱“易（義）理”，思維的著眼點在于抽象、理性、邏輯。二是從形象、性質上來研究，思維的著眼點在于形象、感性、直覺。同時，它又輔以象數（比如《易經》中的河圖洛書、卦象等）把大致的、模糊的轉化為具體的、明確的。也就是說，易經思想中既有對事物本質內在的研究，也有對事物表象外在的參考。整體來說，《易經》思想以“智者察同”為主旨、以對事物宏觀性、共同性、普遍性的研究為主；以“愚者觀異”為補充，以對事物微觀性、個別性、獨特性的研究為輔。
　　陰陽觀是《易經》內涵的核心所在。宇宙間萬物不出陰陽，一陰一陽之謂道。（事實上，陰陽互用，道方產生；陰陽互孤，則無道可言。）陰陽運行于宇宙，道彌綸于天地。陰陽的變化規律是宇宙間一切事物（包括宇宙自身）的根本規律，即：陰陽和則生，陰陽離則滅；陰陽錯則變，陰陽平則佳；把握陰陽則統御整體。在這里必須要指出，陰陽并非確指我們習慣認為上的一個或無數個肉體生命消失后所處的空間（陰）及一個或無數個肉體生命存在時所處的空間（陽）；也并非專指物質結構（陰）和功能屬性。陰陽本身具有廣義、相對、動態的涵義，對于具體事物而言其含義會隨之具體變化。如此來述并非說“陰陽”可以替代萬物、任意變化，而萬物則的確是由陰陽相互生發而成。因此，我認為陰陽是指存在于宇宙間萬物的任何對立而統一的兩個因素或者是對多個因素的大致歸納后的泛指。它具有廣義、相對、動態的涵義，因所分析事物的不同而被賦予了不同的具體涵義。比如，優劣、美丑、大小等。道者，核心（首）之路（道的左偏旁），隱于事物之中而非顯于皮相。

三、易經對人類文化的“指導”與影響
　　（一）、易經與儒、釋、道三家
　　儒、釋、道是中華文化的極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人類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構成。通常我們有這樣的認為：儒、道二家為中國傳統文化所獨有，釋家則為世界上更多的人們所分享；釋、道二家可以冠以宗教相稱，而儒則不能。我談一點我自己堅持許久的看法：儒、道二家并非為我中國人的“私物”，“儒家”也可以稱之為宗教。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在還沒有表白前，那個無分別的狀態是天地的本源；（大意：宇宙初始本無分別，誕生萬物后則有了分別。無分別也罷，有分別也罷，它們是不同而同的。）這與《易經》中的以“智者察同”為主旨、以“愚者觀異”為補充是一致的。宇宙從何而來？萬物的初始階段有名字稱謂嗎？世間一切都是“無中生有”的結果！雖然我們對“無”進行窮究時一定會陷入茫然、無措的未知“瓶頸”而不能出。事物的初始命名具有相當大的偶然性，尤其是對于某些“有形”事物的命名更是如此，比如太陽月亮；它們一旦被命名后便具有相當的不易更改性。而對事物中的一部分客觀存在的、“無形”事物的命名在必然性所占的成分更多一些，比如文化宗教。它們被命名后要經歷若干的“驗證”，常常在此類事物出現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才能被認可。此類事物的命名更加強調內在，符合哪些要素，具備哪些特征才能被稱之為儒、釋、道等。也就是說儒、釋、道等比直觀的太陽月亮等更難定義、更難明確化，它們更加看重名稱背后所包含的一切。換句話說，即使名稱不同只要本質相同的事物都應該被歸入同類的！在這個意義上講，儒、道二家可能也存在于其他國家的文化中，但因它們有而我們不知或者它們有而它們不顯，于是儒、道二家被理所當然的被認為是我們中國人的“私物”了。
　　為什么“儒家”也可以稱之為宗教？關于宗教我想略談一下。宗教究竟是什么？唯物主義者認為：宗教是一種社會行為，它包括信仰，宗教組織，祭禮，文化（宗教建筑，宗教繪畫，宗教音樂）等等方面的內容。宗教是一種對社群所認知的主宰的崇拜和文化風俗的教化,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有人根據中國漢字、字母文字的意思作出了如下解釋：有創始人、有崇拜對象為“宗”；有追隨者，有一定的儀式為“教”；西方的宗教religion是從拉丁詞“re”和“legere”演變來的，表示是“再”和“聚集”。即人們為了某個目的聚集在一起，發展到有同一信仰，為了這一信仰而活著。宗教如同其他“無形”事物一樣是不可能被明確定義的，但有一點被大家所共認：無論無神教還是有神教都是依賴人們內心深處的“信仰”來維系其在根本上被稱之為宗教的。儒家文化有深信者的“信仰”寄托其中嗎？我認為無疑是有的。只要信仰存在，宗教便不會消失。只要人類存在，宗教便不會消失。（偉大的馬克思者認為當社會發展到共產主義時宗教將會消失，這是“理想化”、“道理化”的結果。只要人類自身存在思維、對宇宙的認識仍然存在未知，宗教會永遠伴隨人類直至人類在宇宙中消失的那一天。）
　　易經與儒、釋、道三家有什么聯系？對儒、釋、道三家有什么影響呢？當然宇宙間存在不謀而合的現象，也是由人類智慧互為相通的結果。換言，尤其是在“無形”的認識范疇內常會產生這樣的現象：在亞洲的A有了C這樣的認識，在歐洲的B在的確對A的一切毫無所知的情況下、在多少年后也有了C這樣的認識。當然，我們更不否認下述這種現象的發生：一般說來較早出現的事物（尤其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無形”的認識）會或多或少的對較晚出現的事物存在影響。如果把前一種現象看作永恒中的變化，后一種則可歸入變化中的永恒。（規律中有特例也是規律，在這里不是我們的談論重點，但的確需要指出。根據現有的資料來看，明顯易經比儒、釋、道三家存在于宇宙的時間要長些。）
　　儒家文化以智慧入世，釋家以智慧出世、至大乘階段則發生變化、出世入世合一，道家則依“情勢”（實際情況）而定出世入世。出世涉無為法，入世涉有為法。無為法極致是無分別智，心物一體；有為法的佳境是和諧有序，趨利避害。儒、釋、道三家對出世、入世側重不同，但其終極都是采取無為法，也就是易經所闡述的把握陰陽統御整體。儒家言：“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執厥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釋家言：“圣智無知，萬品俱照。法身無象，殊形并應。”“定是慧體，慧是定用。”道家言：“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儒佛道，名稱而已。它們即使被冠以了ABC也無不可，但人類擁有的“儒佛道”的三類“處世方式”，只要人類存在，它們就會永遠存在下去。即：為解決所需要而爭的“儒”，為惑之不解而托為“佛”，為心靈自由而追的“道”。作為人類行為、思想的主要“類型”將永遠存在下去。
　　人要活命，生存是人類第一所需。自然，“儒”會成為社會的主體（文化）。（可能別的國家會用其他的名稱來代替 “儒”，但在實質內容上是相同的。）人只要竭盡全力，吃飽飯多會不成問題。“不事勞作”吃不飽的人，“經營有方”吃過飽的人便有了“空閑”來思索人生，琢磨世界。吃不飽的人和吃過飽的人便會覓“佛”尋“道”。因為他們的“需”大多解決了，或者他們的需得以解決的太少。換言：居眾生高低兩端的人多會想往與“佛”“道”為伍，但真正能融入其中的卻實屬鳳毛麟角。居于眾生“中間”的你我因“需”的緣故而多會不得已而與“儒”站在一起，即使想與“儒”脫離也不可能做到。在數量上或比例上來說，從屬、靠近“佛道”兩家的眾生想超過“儒”家的可能性變得渺茫！要之，儒佛道的形成與發展與易經（宇宙間的“陰陽”及人類自身的“陰陽”）是密切相關的。三家文化的終極落腳點是“各方平衡”，而在其各自的發展過程中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具體性。
　　
　　（二）、易經與生命、醫學、思維
　　萬物生命，究其本質是宇宙間物質和能量相互運動的結果、陰陽交合的結果，它來源于宇宙。因此，生命受制于時空。具體生命開始的瞬間，陰（形體、物質結構）的部分初步形成且完好無損而陽（能量、功能屬性）尚未出現。此時的生命狀態稱之為“純真之體”，因只有“進”沒有“出”（消耗）。？隨時空變化生命而變化，即具體的個體生命隨宇宙陰陽的變化而變化。在生命的中期會出現唯一的一次陰陽平衡（中國當代易學大家王以雍先生稱之為“時間中道”），隨后陰降陽升直至生命結束。（生命結束時，陰耗盡全部轉化為陽、構成生命的物質轉化成能量重新回歸宇宙。）
　　生命的變化標志有二：時間與空間。兩者相比，時間對于生命尤其重要。因此控制生命需控制時間。而對于整個宇宙來講，自然時間是不可控的。它在無聲無息的前進，它在無聲無息的流淌。這樣以來如何控制時間？對于生命，時間同時包括了自然時間與生理時間（也可以理解為客觀時間和主觀時間）。“人間一日，天上十年。”說明了自然時間與生理時間相互間的奧妙關系：當生命個體內部的生理時間放慢速度時，自然時間對生命的影響是不大的。換言，當一個人能夠做到“個人小世界”的極度平衡與和諧時，其“陽”的消耗是微乎其微的。此時“宇宙大世界”對“個人小世界”的影響也降至最低，可以說“個人小世界”已經幾乎處于“完全獨立”狀態可以自行運轉了。如此的境界（自然時間遠小于生理時間）是對“神仙”而言，對于我們常人則不然，其自然時間與生理時間是相等的。當然也不排除另外的少數：自然時間遠大于生理時間的現象發生，比如歷史傳說中伍子胥過關一晚白發。這就是典型的“個人小世界”極度不平衡、不和諧造成的。（人心情舒暢與心情焦躁時“陽”的消耗是不同的，生理時鐘的運轉也是不同的。）綜述，延長生命的有效途徑便是延長生理時間，控制個體內部“陽”的消耗。此外，延壽亦需要生命個體與空間（環境）的“和平共處”，我們平時所講的適應環境就是這個道理。（此處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
　　“陰成形，陽化氣。”“陰為體，陽為用。”“人生有形，不離陰陽。”這是中醫學普遍的共識。對于西醫而言，其相對更偏重局部的精確性，更注重對癥下藥。無論中醫的宏觀調節還是西醫的微觀把控，它們在實施治療時都把“陰陽平衡”作為首要的考慮因素。《易經》的核心是“陰陽”，宇宙的核心也是“陰陽”。但《易經》永遠不可替代宇宙，因為《易經》的產生，是宇宙中的“特殊物”人對宇宙“仰觀俯察，近取遠索”（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諸身，遠索諸物。）的結果，主觀豈能窮盡客觀？人類認識無盡和相對性是永恒的，《易經》作為人類的智慧也有其未及！
　　“陰陽平衡，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斷。”我想略談一下醫學中的難題：癌癥。人的體內環境由“酸堿環境”共同營造而成，健康人體內呈堿性或弱酸性，而癌癥患者體內則呈酸性或強酸性。對于一般的細胞來講，在酸性環境中是難以生存的，而癌細胞則不同；它如同極少數一部分生命力頑強的物種，要想活下來怎么辦？適應環境。如此以來一部分本該在酸性環境中死亡的細胞因發生了變異（適應環境的結果），從而成為了癌細胞。癌細胞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隱蔽性強，這對醫學來講是極大的障礙：不能精確且易誤殺其他細胞。通常的化療等手段可以一時生效，但長久貽誤！癌癥之所以被稱之為“絕癥”就在于我們在力求平衡時卻破壞了平衡。因此，解決癌癥的根本途徑便是使得精神的“陰陽”（認識心態）與物質的“陰陽”（體內酸堿環境）重新恢復平衡狀態。
　　思維的存在是人類不斷向前發展的根本原因，在這里我們要感謝神秘的“陰陽”。“陰陽”的存在使得你我在剛降生人間時便或多或少有了思維。至于陰陽在宇宙存在了多少？陰陽從何而來？陰陽為何制約萬物？這與宇宙的誕生、無中生有的無由什么所生同樣棘手！大致的思考便是：世間萬物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只要“跳”出了A（比如陰），那么勢必就會衍生出一系列的B、C、D------人類對宇宙的認識由覺性與理性構成。覺性主要包括直覺、具象、體驗，最后形成形象思維。理性主要包括意象、推理、實驗，最后形成抽象思維。《易經》認為覺性屬陰，理性屬陽。覺性與理性的交合構成了思維的全部。（交合的最大值即靈感）
　　如若按照另外的標準則可將人類思維（的內容）分為知識與智慧。有人認為知識是人類對以往認識的積累，智慧則是人類對未來認識的開啟。我認為不盡皆然，我們可以大略這樣想：知識主要是術，智慧主要是法，術法有重合之處。法生術，故術無窮。然法有幾何？其未能明論！也可以這樣說人類智慧沒有窮盡，而知識在某一階段會有窮盡、一定的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的知識在不斷增加，而智慧的“量”與“質”卻不是成正比的。進一步說，人類智慧的增加在人類發展的某一階段會極其緩慢甚至出現“斷層”，換言智慧的增加比知識的增加要緩慢的多。可以這樣講，我們人類發展至今的智慧比人類發展的中期增加了沒有多少！
　　惠能講：“法無頓漸，人有遲疾。”又說：“無念、無象、無住。”（“無念”是主觀意念不出，“無象”是客觀形象不入、“無住”是不留戀任何對象。三無的核心是無念。）前者好理解，后者“三無”怎么可能呢？如此來言就是有念、有象、有住，當打惠能哲人三大板！人差異性的存在及純粹性的不存在使得你我思維不同，思維的不同導致了你我一系列的不同。加上外界環境的影響導致了你我各自履行著自己的人生軌跡。“特殊”的你我失去了自己的軌跡，成了他人的影子，與沒有來過世間無異。這一切都是主客變化（陰陽交合）的結果。神秘玄妙的陰陽它存在于宇宙，使得宇宙萬物得以生成衰榮，你我卻無法確指它是什么？
　　
　　（三）、易經與進化論、量子論、相對論
　　在人類史的發展演變得益于許多理論起了推動，若平心而論進化論、量子論、相對論的出現實在是起到了令我們“醍醐灌頂”的極大作用。尤其是在人類高速前行的近200年間，這三種理論起到的貢獻更是居功至偉，它影響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們先來看進化論。從15世紀后半葉的文藝復興到18世紀是世界近代自然科學形成和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科學界占統治地位的觀點是不變論，當時的I.牛頓和C.v林奈認為地球由所謂第一推動力而運轉起來后就永遠不變地運動下去，到了18世紀下半葉I.康德的天體論中提出了轉變論的自然觀。在現在看來，我們會覺得事物始終處于變化中是相當自然的事情，而在18世紀的西方認識到并自覺承認“演變”的人并不多。真正讓““演變”這種觀念滲透進人們大腦、引起人們思想發生巨大變化的當屬”1858年7月1日C.R.達爾文與A.R.華萊士在倫敦林奈學會上宣讀了關于物種起源的論文后，更確切點說是在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后。在書中他系統地闡述了他的進化學說：生物必須“為生存而斗爭”；在同一種群中的個體存在著變異，那些具有能適應環境的有利變異的個體將存活下來，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變異的個體就被淘汰。（即優勝劣汰）如果自然條件的變化是有方向的，則在歷史過程中經過長期自然選擇后微小的變異就得到積累而成為顯著的變異，由此可能導致新物種的形成。在書中C.R.達爾文列舉了大量的事實根據，因此“進化論”自誕生以來就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進化論”就整體來說它有許多合理的成分，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它基于一般性原則的基礎之上過分強調了生物進化的緩慢推移性（漸變性），忽略了生物進化的偶然性（特例的存在沒有考慮進理論內）。
　　量子論給我們提供了新的關于自然界的表述方法和思考方法，它揭示了微觀物質世界的基本規律，為原子物理學、固體物理學、核物理學和粒子物理學奠定了理論基礎。它提供了精確一致地解決關于原子、激光、X射線、超導性以及其他無數事情的能力，幾乎完全使古老的經典物理理論失去了光彩。量子論由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狄拉克（Paul Adrien Maurice Dirac） 、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薛定諤（Erwin Schr?dinger）、海森伯（Werner Karl Heisenberg）、玻恩（Max Born）、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等人共同完成，它也是人類智慧的“群體產物”。自然“量子論”涉及了物質世界的許多高深本質的問題，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想做到徹底的理解非常困難。有人形象的稱“量子論”是世紀發現之微觀世界中的輪盤賭，這道出了此理論中談到的非常重要的一項內容：事物的不確定性。舉個通俗的例子，日常中我們對事物判斷認為“非A即B”的思維慣式被打破了。（當然“量子論”主要是對物質內部的原子等進行的研究，但在道理上與其他是可以相通的。）也就是說，“量子論”通過一系列的科學論證得出了事物所具備的模糊性；宏觀世界的定律具有可驗證性，而微觀世界的定律具有隨機性。不難想象世界上沒有精確的恒常存在，的確世間萬物在理論上都有著自己的固定“位置”，事實上呢？它無時無刻不存在著“挪移”的可能！但具體哪一事物、事物內部的哪一“組成”會“挪移”，你我誰也說不好、說不準。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被稱作人類史上的智慧集大成者，這不是對他的什么虛妄、吹捧之辭。他的高明偉大之處在于其將宇宙間的特（狹義相對論）與一般（廣義相對論）都納入了他的理論體系并且切實解決了人們在思想上和實踐中的許多重大問題。狹義相對論最著名的推論是質能公式（E=Mc^2 ），目前它對人類做出的最大貢獻是計算核反應過程中所釋放的能量并導致了原子彈的誕生；廣義相對論所預言的引力透鏡和黑洞也相繼被天文觀測所證實。它的出現解決了關于時空和引力的諸多困惑人類良久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正是由于相對論的出現使得人類對于宇宙萬物的認識更趨于客觀、更趨于本質。它在精確的前提下（有具體的公式）同時兼顧了模糊，使得模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精確、精確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模糊。在這種意義上來講它與我們中國《易經》中“象數與義理并重”（微觀與宏觀并重）是最接近、最吻合的。盡管“相對論”的比中國《易經》出現晚了數千年，但它在科學上的現實意義是易經所不及的。
　　綜合而言，進化論、量子論、相對論在實際的“思維方式”無不自然不自然的受到了中國易經的影響。當然人類的智慧是允許存在“跨時代相通”的，即暗與古人合現象。我在前面提到：易者，變化；經者，永恒。《易經》作為研究變化、永恒之學，實際上便是研究世間事物的“過程”（宏觀與微觀兼顧）之學。《易經》從兩方面來研究變化：一是從道理、法則上來研究，簡稱“易（義）理”，思維的著眼點在于抽象、理性、邏輯。二是從形象、性質上來研究，思維的著眼點在于形象、感性、直覺。同時，它又輔以象數（比如《易經》中的河圖洛書、卦象等）把大致的、模糊的轉化為具體的、明確的。也就是說，易經思想中既有對事物本質內在的研究，也有對事物表象外在的參考。整體來說，《易經》思想以“智者察同”為主旨、以對事物宏觀性、共同性、普遍性的研究為主；以“愚者觀異”為補充，以對事物微觀性、個別性、獨特性的研究為輔。就此看，完全可以說《易經》最大限度地將人類的主觀與宇宙的客觀自然結合起來了。而進化論、量子論、相對論所包含的內容無不是研究了“變化與永恒”、“宏觀與微觀”，當然這三種影響人類的理論在具體運用上比《易經》更具針對性；我想，這同時也驗證了《易經》中所闡述的思想：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無止境的，即使在它階段性“滅絕”后其仍會在“另一時期”出現規則或不規則的循環。我們人類的認識更是如此！

四、全文總結
　　如果我們深入、仔細的研究，你我會發現《易經》對人類文化的貢獻實在是“大象無形”、“大不可方”。它無時不在、無處不在，藝術離不了《易經》，你我品讀一下謝赫的《畫品》：“六法”是不是在談“靜動相宜”？你我品讀一下孫過庭的《書譜》：“若運用盡于精熟，規矩諳于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后，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是不是在談“陰陽和諧”？文學、音樂、其他，什么能離得了易經呢？論易經對人類文化的貢獻，區區言之不盡。